一方面官方審定的合法品種在市場上難覓蹤影，另一方面超出審定區域的“黑種子”卻泛濫成災。說起鄂豫交界地帶的種子市場亂象，當地農業部門工作人員充滿糾結。
記者從湖北省棗陽市種子管理局獲悉，目前棗陽市常年播種的小麥主要有三大品種，分別是鄭麥9023、衡觀35、西農979。按照官方公告范圍，除了鄭麥9023之外，剩下都是非法的“黑種子”。
以衡觀35為例，據了解，該品種由河北省衡水農科院培育，2004年、2006年先后通過河北省和國家的品種審定。公告顯示，其適宜區域為黃淮海冬麥區的河南中北部、安徽北部、江蘇北部、陜西關中地區，以及山東西南部。但事實上自2006年起，其在豫西南、鄂西北等兩省交界地帶一直有大面積種植。
在豫冀交界地區的種子市場，類似亂象也有表現。多年觀察顯示，在河北邯鄲市種植的小麥品種中，本省官方審定推廣的衡觀35難覓蹤影，反而是一些來自河南的品種大行其道，其中尤以周口市農科院選育的周麥16最受歡迎。然而根據審定公告，該品種適宜區域并不包括河北省邯鄲市。
為何“官種子”受冷遇，“黑種子”遭熱捧？棗陽一基層種子管理干部一語道破玄機：“官方通過審定的鄂麥、襄麥等品種表現不好，農民基本不種。以容易倒伏的鄂麥18為例，由于種植面積少，每年的測產抽樣都難以進行。相比之下，衡觀35產量高受歡迎，剛出來時湖北市場上沒有賣的，有農民就趕著車跑到臨近的河南唐河縣去買。”
農民用腳投票，催生出了一條龐大的地下種子交易鏈。據這位基層干部介紹，全市160萬畝耕地每年約需麥種5000萬斤，除了農民自留外，剩下的一半需要市場供給。在湖北省農業廳公告范圍之內的鄭麥9023，全市僅能提供400萬斤，大量缺口最終靠的都是沒有合法身份的“黑種子”。
“如果徹底阻斷黑種子入市，那么農民將無種可買，這個責任誰來擔呢？”一位基層種子站的干部坦承困惑。
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，近年來國內農作物種子市場監管力度前所未有，但市場秩序混亂問題依然比較突出，上述省際交界地帶發生的“官種子”不受待見、“黑種子”大行其道，雖然只是種種怪現象之一，但由此折射出來的局地品種審定制度“走偏”問題卻不容忽視。
據了解，從最初的實驗選育到進入大田推廣，國內農作物品種實際上經過了幾層淘汰，此間的品種審定制度，是關鍵“門檻”。按照有關法律規定，凡進入市場的品種，需通過國家或省級品種審定委員會的把關審定，未經審定不得隨意推廣。
中國農科院種業專家佟屏亞指出，每個品種都有相對適宜的生態區域，相鄰省份交界地帶往往同為一個生態區域。“但在品種審定的實際操作中，一些省份往往簡單地以行政邊界為紅線，而不是從地理位置、氣候條件和品種特性來劃定其適播區域，如此做法必然與農作物實際的生態區域形成差異，于是兩省或幾省交界地帶很容易出現‘官種子’打不過‘黑種子’的怪現象。”
除了人為畫地為牢造成的市場扭曲外，品種審定“門檻”走低所引發的套牌和仿冒現象也比較嚴重。此前在河南洛陽召開的全國農作物品種區試工作會議披露，2001年至2012年間，全國共審定水稻、小麥、玉米、棉花、大豆等7種主要農作物品種1.5萬個，平均每年審定1200多個，其中2005年至2008年間每年審定品種都在1500個以上。批量審定后，稀缺的好品種難免被一些大路貨套牌。
河南一家種子企業的打假維權顧問暢文昌介紹，近年來針對套牌種子的打假幾乎已成公司常規動作。“以產糧大市駐馬店為例，光在其中一個縣備案的小麥品種就高達100多個，市場上的種子看著五花八門，但是賣來賣去袋子里裝的就是那幾個好品種，里面多數都是套牌的。”
豫北一家種子公司業務經理王棟棟表示，由于通過審定的品種過多過濫，此間還衍生出一種制假售假的“新變種”：企業花點小錢將某個即將退市、無人問津的品種的使用權買下，借助這個合法“外殼”，把從制種基地套購或自繁種子推向市場。
“現在的種子公司就像在打牌，有的手里沒有好牌的，就偷牌出老千，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。”王棟棟無奈地說。
越來越多的基層種業管理者和相關專家呼吁，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，品種審定制度為保障農業增產和安全確曾起到積極作用，但隨著《種子法》實施和種業市場化進程，相關制度設計需要重新審視，否則局地微調很難改變愈演愈烈的市場亂象。
棗陽市種子管理局質檢科科長劉鳳華認為，現在來看，品種審定制度已經演變為強硬的行政審批，行政指令色彩過濃，遠遠落后于種業發展實際。
佟屏亞直言，目前國內的種子產業是“計劃經濟的腦袋，市場經濟的腿。”由于品種審定委員會的權力過于集中且缺乏監督，此間存在的尋租行為以及腐敗現象，亟待引起重視。
“在一些地方，品種好不好就那么幾個人說了算，一旦通過審定，有關品種立即身價倍增，于是實驗數據造假、審定時跑關系就成了業內潛規則。”佟屏亞說，“在進行區域實驗時，‘跑點送封’非常流行，一個‘封’從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，通常省級區試要花去30至40萬元，國家區試要花去50至60萬元。”
業界人士建議，未來品種管理制度的發展，應借著修訂《種子法》的契機，堅持市場化的方向，逐步從品種審定制度過渡到品種登記備案制度，同時加大農業保險覆蓋范圍，強化種子企業的主體責任。政府則應做好市場監管和知識產權保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