告別玉米臨時收儲政策一年后，農產品市場是否已經回到了正常的軌道？
2016年3月28日，國家發改委經貿司副司長劉小南在媒體通氣會上表示，2016年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將把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“市場化收購”加“補貼”的新機制，玉米價格由市場形成，生產者隨行就市。這意味著，實施了9年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正式退出歷史舞臺，被扭曲的農產品市場回歸到“價格反映供需”的正軌。
2月28日，在2017農村經濟形勢分析會上，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習銀生告訴《華夏時報》記者，臨儲政策取消一年來，總體來講成效顯著，甚至超出預期。但產需脫節依然存在，去庫存任務艱巨。同時農民種植效益出現大幅下滑，表明補貼機制有待完善。
成效超預期
2007年，國家開始實施臨時收儲政策，初衷是鼓勵主產區玉米種植，保證國家糧食安全。然而，2011年后，由于國際農產品價格大幅跳水，中國玉米收儲價格卻逐年提升，使得國內庫存不斷堆積，玉米供給嚴重過剩。
取消玉米臨時收儲政策，被認為是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突破口。習銀生表示，該政策實施一年來，農業供給側改革總體來講成效顯著，甚至超出了預期。
“玉米生產結構調整初見成效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，去年調減玉米種植面積超過2000萬畝，而農業部的數據則是將近3000萬畝。無論是2000萬畝還是3000萬畝，都超過了原定的每年1000萬畝的目標。”他表示，“這是我國玉米種植面積13年來首次調減。”
另一方面，玉米的市場化定價機制也已確立。原來玉米市場是“政策市”，經過改革，玉米價格已經回歸到市場定價。目前產區價格大約是0.7元/斤，銷售價0.8元/斤，已經降低到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，轉變了市場扭曲、價格虛高的局面。
“本來東北應該是玉米成本最低的區域，價格也應該最低。但是因為臨儲政策，價格出現倒掛，最多時東北產區的玉米每噸比華北產區貴200元。取消后，倒掛現象很快就消失了，目前東北產區比華北產區價格要低200元/噸以上。”習銀生說。
此外，臨儲政策取消后，國內玉米價格也與國外價格快速接軌，國內外價格倒掛現象基本消失。到今年1月份，配額內國外玉米運抵我國南方港口的到岸稅后價平均為1709元/噸，比國內玉米到港價高出120元，扭轉了持續三年多的價格倒掛局面。
“價格接軌的速度非常快，超出了我們原來的預期。”習銀生說。
庫存仍是歷史最高
雖然成績超出預期，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然任重道遠。
過去，臨儲政策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造成“庫滿為患”，巨量的玉米庫存不但占用大量的財政資金，每年還要付出巨額的庫存成本。
2016年，玉米去庫存初步啟動。從成交量看，全年政策性玉米拍賣成交數量達到2183萬噸，加上臨儲一次性轉為儲備輪換糧的2006萬噸，全年政策性玉米出庫量接近4200萬噸，明顯高于前幾年的水平。
不過，由于多年臨儲政策的刺激，玉米供大于求的局面尚未徹底扭轉，2016年預計產大于需仍超2000萬噸，庫存壓力依然巨大。
“光是臨儲玉米的存量，目前就已經超過2.3億噸，超出了全年玉米的產量和消費量，產生消費比高于100%，處于歷史最高水平。”習銀生說。
怎么辦？出路還是要多管齊下。要按照市場化導向，多形式、多渠道地開展臨儲玉米競價銷售，同時完善拍賣制度，改善服務，切實提高實際成交率；通過稅收優惠、出口退稅、加工補貼、運費補貼等方式，適度扶持下游的玉米加工業發展；支持主產區生豬產業發展，促進玉米加工轉化利用；還可以考慮適度擴大燃料乙醇產能，加快消化玉米陳化糧等。
“除了要消化現有庫存，還要遏制新增庫存的產生，這個主要通過調減面積來實現。”習銀生表示。
每畝收益下降300元
取消玉米臨時收儲的同時，還要建立農民基本收益保障機制。2016年，國家在東北三省一區建立了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，分兩批總共下發了390億元補貼。
不過，習銀生表示，總體來說農民種植效益還是出現了大幅下滑。據發改委成本收益資料顯示，2015年國家臨儲收購價下調后，玉米農戶每畝現金收益同比減少了205.64元。2016年臨儲政策取消后，估計降幅比2015年還要多，尤其是東北主產區，農戶每畝收益可能下降近300元。
“雖然東北產區已經建立了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，每畝補貼約合130元，但補貼機制還有待完善。一是補貼額度難以彌補玉米價格下跌對農民收入的影響；二是其他主產區的農民難以獲得補貼，收入損失無法彌補；三是玉米生產者補貼與大豆目標價格補貼沒有統籌銜接，不利于東北主產區特別是黑龍江玉米結構調整。”他說。
此外，由于玉米價格大幅下跌，土地流轉費對種糧大戶等新型經營主體的壓力加大，不少地方出現虧損。調研數據顯示，黑龍江省玉米規模種植戶每畝成本已超過800元，按照去年11月的價格，收入為600多元，平均每畝虧損約200元。山東省種糧大戶每畝虧損也達到10-50元，部分售價低的大戶虧損達200元。
“目前土地承包戶與流轉戶爭搶玉米生產者補貼的情況較多，種糧大戶不易獲得補貼，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種糧大戶大規模毀約棄耕的現象。”習銀生說。
在他看來，除了政府要繼續完善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，增加補貼額度、適度擴大補貼區域外，農戶這一塊也需要調整種植結構，適應市場變化，改種大豆、蔬菜，或者其他經濟作物等。
“要解決大戶的問題，有些長期合同，簽訂時依據的是當時的政策環境，那時的政策環境是對糧食是非常有利的。而現在整個政策環境變了，出現了系統性風險，政府應該救市。”他說。
農業部農研中心主任宋洪遠也表示，供給側改革有三條底線，其中之一就是農民增收勢頭不能逆轉。農民收入已經連續12年較快增長，城鄉收入差距也已連續7年縮小，如果勢頭變化，城鄉差距就會擴大，農村社會就會出現問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