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群眾之所以比較貧困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源，而是這些資源沒有辦法進入到市場體系中，難以分享到市場體系的紅利。依托電商新業態推進消費扶貧，有望成為精準脫貧的新途徑之一。進一步放大消費扶貧效果，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配套舉措，加大農業服務業發展，推動消費扶貧產品規模化、標準化、品牌化等

　　當前，我國已進入精準扶貧攻關階段。截至2017年底，按每人每年2300元的標準，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3046萬人，貧困發生率為3.1%。

　　從實際情況看，一些群眾之所以比較貧困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源，而是這些資源無法進入到市場體系中，難以分享到市場體系的紅利。比如，大部分貧困地區都有綠色、優質的特色農產品，但普遍缺少有效的銷售渠道，難以形成品牌。一些貧困農戶自家的農產品，在市場中是難得的搶手貨。但是，這些資源沒有轉化為農民增收的要素，一個深層次原因在于，貧困地區以及貧困群眾面對的是一個不穩定的、有風險的市場。

　　因此，降低貧困群眾進入市場的成本，降低貧困群眾在市場中的不確定性風險，是構建脫貧長效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。從這個角度上看，依托電商新業態推進消費扶貧，有望成為精準脫貧的新途徑之一。

　　第一，消費扶貧重在為農戶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市場。城鎮居民所需要的綠色、環保、無污染農副產品，如果能通過訂單等方式直接向貧困農戶訂購，并把這種消費關系在一定期限內確定下來，可以明顯降低貧困農戶市場銷售的不確定性。有調查發現，如果一個城鎮家庭每月向一家貧困戶購買300元的產品，貧困戶8個月收入就將超過貧困線。因此，消費扶貧相當于給了貧困農戶一個相對穩定的市場預期，讓他們可以放心擴大生產。

　　第二，從過去幾年推進脫貧的經驗看，只要農民能夠進入到市場中參與交易，就會帶來兩個方面的重要變化。一方面，貧困農戶在參與市場交易中會掌握相關技能，提升自己的能力；另一方面，貧困農戶在參與市場交易中會積累相關的信用，這個“增信”對于獲得普惠金融支持極為重要，同時也成為螞蟻金服等普惠金融堅實的基礎。

　　第三，依托電商等新業態還可以進一步降低消費扶貧的制度性成本。隨著我國農村電商不斷普及，越來越多的貧困地區通過電商銷售自己的特色農副產品，可以幫助農戶避免“跟風種植”，有效解決農產品滯銷難題。正因如此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針對農村電子商務發展作出了明確部署。

　　所以，幫助貧困農戶低風險進入市場交易中，注重“賦能增信”，不僅幫助他們致富脫貧，而且幫助他們形成發展過程的良性循環。從一些地方試點的實際效果看，基層通過推進消費扶貧，利用電商平臺來支持貧困戶，效果開始逐步顯現。比如，今年上半年，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平臺網絡銷售額超過260億元，其中53個貧困縣網絡銷售額超過1億元。從銷售結構看，一些貧困縣正在非農產品上持續發力，表明這些貧困縣產業結構正在發生深層次變化。可以預期，消費扶貧有望形成可復制、可推廣的反貧困經驗。

　　當然，進一步放大消費扶貧的效果，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配套舉措。比如，鼓勵城鎮居民和貧困農戶形成穩定的訂單關系；相關方面對農戶銷售的農副產品提供質檢等服務，避免農殘超標產品等流入市場；加大農業服務業發展，推動消費扶貧產品規模化、標準化、品牌化；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，比如推廣類似支付寶和網商銀行推出的碼商成長計劃和凡星計劃等；加快完善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，縮小城鄉數字差距；進一步探索消費扶貧的相關體制機制，放大消費扶貧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