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度城市問題專家里瑞什·阿格拉瓦爾認為，中國政府提出的棚戶區改造、農民市民化等政策措施同時兼備社會政策和產業政策效應，能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重目的，是創造性的舉措。

 

　　熟悉中國改革路徑的海外專家指出，中國領導人通常具有豐富的地方主政經歷，熟悉各方面情況，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更加切合基層實際，這是中國的重要制度優勢。同時，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具體政策層面體現出的諸如平衡、適度、配套等原則，值得其他轉型中國家借鑒。

 

　　展望新的一年，中國改革創新的政策舉措將產生巨大利好效應，不僅會造福中國，也將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可觀紅利。同時，伴隨治國理政理念和實踐日趨純熟，中國改革智慧正為轉型中經濟體提供重要啟示和鏡鑒價值。（《新華每日電訊》2015-12-25）

 

　　農民工為啥不愿"農轉非"？買不起房，舍不得地

 

　　【編者按】目前全國城鎮化率已接近55%，但戶籍人口城鎮化不足40%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，要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，就是要著力打破農民進城的種種體制障礙，讓他們真正在城市“安家落戶”。農民工市民化還面臨哪些難題，落戶城市背后還有哪些顧慮？請看本報記者的采訪調查。

 

　　告別家鄉，走進城市，是多少農民工向往的生活。然而，近日四川省統計局對成都、綿陽等9個城市進城務工人員調查顯示，53.8%的受訪者不愿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。他們為何不愿“農轉非”？本報記者進行了采訪。

 

　　城市難留——起早貪黑攢不下錢，啥都靠錢買，住房是農民工進城的最大難題

 

　　進入冬天，眉山市的天氣，時陰時晴。張秀芬守著菜攤，天天盼著天晴。“天氣好，吃夜宵的人多，我老公夜攤的生意才會好。”來自眉山市丹棱縣的她在一個小區門口賣菜，老公在夜市擺攤。張秀芬初中沒畢業就跟老鄉來到市里打工，當過保姆、做過清潔工，后來開始賣菜。“賣菜最大的收獲是認識了老公，在城里有了家。”她開心地說。張秀芬有兩個孩子，老大是女兒，在老家上初中；兒子跟在身邊，在市里上小學。平日菜攤的生意不溫不火，起早貪黑每月最多掙兩三千元，勉強夠維持一家人開銷。“攢錢蓋房，就主要靠老公了。”她說。

 

　　住在這個小區的王浩倫每天下班都會光顧張秀芬的菜攤，買點綠葉菜、豆腐等。在張秀芬眼里，這位身著藏青色西裝的帥小伙很體面。來眉山市打拼多年的王浩倫還沒張秀芬掙得多，只是工作環境要好些。他在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業綜合體里負責超市板塊的網絡管理，每月工資2300-2500元。“收入要看業績，業績好獎金會多一點。”王浩倫老家在眉山市仁壽縣龍正鎮。4年前，他跟父母從昆明回到家鄉后，一頭扎進市里，不愿再回村。掙得不多，王浩倫很會省錢。租房和一日三餐是他每月最大的開銷。目前，他跟表弟在市區合租一套兩居室，每月分攤的租金是230元。“這就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/10。”同時，他把每天的飯錢控制在30元左右。“早飯在上班路上解決，大概需要5塊錢；午飯在商場樓下的小鋪，花10—15元；晚飯他和表弟輪流買菜做飯，平均每人5元。”再加上交通費等，每月的開銷要1600元左右。“工資低，辛辛苦苦一個月，到頭來也攢不下錢。”王浩倫抱怨。28歲的他早習慣了城市生活，一有閑暇，就會陪女朋友看看電影、逛逛街。“現在回老家反而呆不慣了。國慶節放假，在家里待個一兩天就回來了。”王浩倫說，“農村環境不適應了，回去啥也不會干，倒像個‘外鄉人’。”當問到王浩倫愿不愿意“農轉非”，他說：“想在城市里扎根，可路還很遠。”房子是他留在城市最大的阻力。已經和女朋友看過樓盤，但王浩倫覺得首付難以承擔，而且后期的房貸壓力也很大。

 

　　張秀芬也面臨同樣的問題：“吃穿都好說，住房問題是進城頭一大難題。而且進城啥都靠錢買，萬一掙不夠怎么辦。”另外，醫療、保險等問題也困擾張秀芬：“現在年輕還好說，到老了生病多了，咱可沒有城里的保險，靠攢的這點錢可看不起病。”

 

　　農村難舍——城鄉差距逐步縮小，城里社保不完善，37.8%的農民不愿放棄土地承包權

 

　　“進不進城都一個樣。”眉山市東坡區永壽鎮永德村7組村民羅傳良停下手里的電鉆，摘下口罩，點上一支煙。忙了一上午，他打算休息一下。羅傳良常年在市里搞裝修，妻子在泡菜工業園區幫廚。“家里2.4畝地流轉給業主種菜，不用下地干活，每月每人交500元社保，我到了60歲、老婆到了55歲都能領退休金了，我覺得跟城里人差不多。”

 

　　不少農民感覺城鄉差距在縮小。彭山區鳳鳴鎮寶珠村1組的趙麗群，17歲進城打工，在一家儀器廠做檢測工，28年來一直在農村和城市間穿梭，親身感受農村一步步追趕著城市的腳步。“村里建了新農村聚居點，小賣部、健身器材都有。”讓她感到驕傲的是，家里蓋的一樓一底的房子，不比住在城里差。一方面，農村的基礎設施逐步完善，另一方面，土地在農民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重。王浩倫家3口人，有4畝丘陵地，都種上了枇杷、梨等果樹。他的父母覺得村里也挺好，勸他回到身邊，幫他蓋新房，王浩倫猶豫不決。當問起愿不愿意拿村里的宅基地置換城市住房，他堅決地說：“不行。父母把土地看成自己的命根子。”雖說一家四口能在城市團聚是張秀芬夫婦的夢想，但一說到宅基地、土地承包經營權，他們與王浩倫父母持有相同的看法：“留著農村那幾畝地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現在賣不了幾個錢，萬一哪天土地增值了呢？”

 

　　四川省統計局的數據表明，在農民工不愿落戶城市原因中，43.6%的受訪者認為城市生活成本高；38.5%的受訪者認為農村和城鎮戶口差別不大；37.8%的受訪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權，為自己留一條后路；33.7%的受訪者覺得農村土地有較大增值潛力。“除了個別試點地區外，目前農村人口還是家庭保障為主。對于他們來說，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礎，也是最后的防火墻。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支撐，農民工是不敢貿然放棄土地承包權的。” 四川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胡俊波說。

 

　　進城，還是返鄉——關注戶籍背后的權益，共享城市公共服務，讓農民工真正在城市“安家落戶”

 

　　在胡俊波看來，農民工不愿“農轉非”現象應理性看待。“對于部分農民工來說，可能目前還不具備落戶城里的條件，也可能是外部政策還沒做好準備，不應該強行推動市民化。”“從經濟層面看，農民工不愿‘農轉非’是從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選擇。轉為城市戶口以后，在城市就業所得到的工資收入減去購房、安家、生活等成本，是農民工的凈收入。要不要放棄農村的各種權益，就要看凈收入對他們有沒有吸引力。”胡俊波說。

 

　　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。有關專家表示，城鎮化的短板主要體現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高，許多進城農民工沒能享受到相應的公共服務，沒有相應的市民權利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，農民真正關心的是“農轉非”能夠帶來什么，增強農民“農轉非”的意愿關鍵要算清賬。城市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，改變農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傳統方式；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，將農民工納入各類保障房體系中，提升城市對農民的吸引力，讓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務，真正在城市“安家落戶”。“當下，農民工群體也產生了分化，老一代農民工鄉土情結重，他們更愿意返鄉。對于這一部分人來說，重要的是健全農村產權制度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，保證他們在農村也能過得幸福。年輕一代的農民工，對城市的歸屬感更加強烈，他們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力量，對于他們應該完善城市的保障制度，讓想留的年輕人能留得下。”李國祥說。